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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在个人网店上传了一些平明出版社（以下简称平明社）的方形本，而反应甚微，看来现在书友们对这类版本不很在意了。

记得当年太原南宫书市，平明社的方形本虽然不是炙手可热，但是也有几位热心书友搜求这种版本，往往书摊上一出现，很快就被他们买走。有位省城作家，说他特别爱好平明社的方形本，已收集二十余种，他还曾在本地晚报上著文说：“那朴素大方的方形开本，疏朗的字距行距，精美的插图，无不惹人喜爱。”

平明出版社1954年6月初版

这位书友评论得很对。平明社的方形本之所以被一些书友看重，推测其原因有以下几点： 一是书的版面大，天地宽，字距行距，疏朗显目；二是参加的著译者都是名家，学识渊博，出手不凡；三是出自名社的排版印刷，校对精审；四是附以精美插图，封面设计庄重典雅；五是选题大都是外国文学，使人们开阔眼界，耳目一新。而其出版的年份较早，大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印数又少，现在存世渐稀。

平明社是新中国初年成立的出版社，由当代著名作家巴金负责社务。那时工商私营经济仍然存在，出版界有许多大小私营书店、书局和印刷小厂。巴金创建平明社的初衷，据他回忆：“我不过是想认真做点工作，为读者多印几本可读的书，为一些见面或未见面的朋友帮一点忙，解决一些问题，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。”他又说，“平明社……往大里说，这是国家社会的事业，往小处说，这是全体工作同仁的事业。朋友们能够在一起为一个社会的事业共同努力，这是很快乐的事情。”

巴金既是作家，又是出版家。早在1935年8月就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，除文学创作外，几乎做了一辈子的编辑。1947年在写完小说《寒夜》后，他深感自己在创作上可能不会有更大的动作，于是退出文化生活出版社，转而另起炉灶，将精力全部投入自己的出版社。1949年12月平明社挂牌成立，由“十五位对出版事业有志趣同志出资”组成。

在刚成立的平明社里，李芾甘(巴金）、王辛笛(诗人）、尤淑芬(李健吾夫人）、李采臣(巴金胞弟）、陆清源五人为董事；汝及人(汝龙）、徐成时(翻译家）二人为监事；推李芾甘为董事长兼总编辑，李采臣为经理，海岑为编辑。人员历有变动，常时办公人员仅三人，另聘职员二人处理日常事务。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淮海中路1157弄的一个居民户家里，十分简陋。

巴金有心要将平明社打造成一个优秀图书出版机构，亲自为平明社制定出版规则：出版的图书要编选严谨、内容充实、印刷精良、定价低廉等。平明社初期曾拟定出版俄罗斯文学的宏大计划，入选的有契诃夫小说集、托尔斯泰戏剧集、赫尔岑回忆录、屠格涅夫全集、新俄小说选集等。因人员和物资困难较多，加之时间短促，未至完全理想。但至平明社摘牌结束时，仍然取得重大成绩。例如，汝龙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共出版27种；经巴金、海岑、黄裳等人翻译的屠格涅夫作品渐成规模；李健吾的《安徒生童话集》也是在平明社最早开译；穆旦以查良铮原名翻译的普希金诗作，成为经典名著。这些译作至今仍在重印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同时，平明社还组织翻译欧美作家狄更斯、巴尔扎克、罗曼·罗兰、乔治·桑等的名著，这些至今仍是享有声誉的优秀译本。

黄裳、靳以、傅雷、卞之琳等人还分别编辑多套创作和翻译丛书，深受当时文化界的重视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“新译文丛刊”和“近代文学译丛”两种。虽然版式相同，但从内容看，两套丛书也有分工：“新译文丛刊”以介绍外国古典文学为主，而“近代文学译丛”以介绍苏联、东欧及西方国家进步文学为主。

对待译文，巴金十分认真，他自己的翻译文字字斟句酌，对别人的译稿也在审阅、校对过程中反复推敲，力求完善。他一再强调：“要仔细点，做到无可指摘的地步，免得多受批评。”在售书工作中，他主张：“宁可多出些销售不太好而译文都无问题的书，少出销路好而译文有问题的书。”

1955年国家对私营出版机构进行调整，平明社与光明书店等被并入新文艺出版社（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）。平明社存在短短6年，所出图书虽未有精确统计，但至少有三百多种。据现存图书看，从选题、装帧、编排、插图、印刷、校对，以及著译质量无一不精，称之为新中国初期的名社名版实至名归。事实也证明，平明社自并入新文艺出版社后，还将纸型带进该社，其译作被一再重印，成为新文艺和上海译文等出版社的看家书。

作者：周金保，藏书爱好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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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坨、闲敲棋子、周小黄